利维坦按：说测谎仪，文中那个马斯顿其实不算是发明测谎仪的第一人，之前早在1870年，安杰洛·莫索就发现人害怕和恐惧的时候，脉搏会发生变化：

 

莫索的测谎仪雏形

 

这位仁兄最著名的当属“给灵魂称重”的设备（回头得空仔细介绍）：

 

 

 

回到马斯顿，这家伙最著名的不是测谎仪，而是《神奇女侠》中的“诚实套索”（Lasso of Truth）：

 

 

这绳子看着很奇怪

 

文/Eric Jaffe

译/Thomascolin

 

 

 

两千年以前，测谎方法的雏形就在印度出现了。那时，人们在可能说了谎的人嘴里放一粒米，并让他咀嚼。如果他能把碎米吐出来，那么他就没有说谎。如果吐不出来，就说明他担心谎言被人识破，恐惧使他的喉咙发干，也就说明他说了谎。

 

自从那时起，科学家就一直在寻觅比“本大叔”（按个按钮就能分辨谎言与真相）更可靠的测谎工具。这种仪器能够大幅缩短审判时间、辅助选拔员工以及保障边境安全。这种不仅好用、而且极其精准的神奇装置将彻底改变庭审取证的现状；并将“伪证”一词从字典中删去；并让红极一时的电视剧《犯罪现场调查》彻底从《收视指南》上消失。

 

但是测谎方法研究领域的每一次进步都充满了挫折。测谎仪长期受到各种科学论证和审查，但直到今天也仍不能作为庭审依据。功能成像已经能够确定出人在说谎时大脑活跃的部位，但是这一结果也是基于受测者的平均水平，对于个体测试对象而言，其准确率也会下降。即使是掌握高超的面部表情分析能力的人，即所谓的测谎“奇才”，也在上月的《法律与人类行为》中受到质疑。

 

下文即将介绍的就是寻找完美测谎方法的漫长而艰辛的历程。

 

测谎仪

威廉姆·马斯顿的“血液收缩压测试”

 

二十世纪初，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威廉姆·马斯顿发明了“血液收缩压测试”，也就是广为人知的测谎仪。马斯顿的新奇玩意儿由一条橡胶管和一台血压计组成——就是儿科医生在包住孩子的肱二头肌后，反复捏一个蛋形的皮球进行充气的那种血压计。测谎仪101的原理十分简单：在嫌疑人被问到“你家是住在艾尔姆街520号吗？”这样的简单问题时，他的心率、呼吸和血压应该是稳定的。但如果被问及“是你杀了简·道尔吗？”这类问题时，其心率等仍能保持平稳，就说明他说的是真话。如果出现了异常波动，就说明他说谎了。

 

尽管被称为首选的测谎方法，但测谎仪的可信度仍一直受到质疑。1922年，一名联邦法官判定马斯顿的仪器不能在谋杀案中使用；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的审判员乔斯亚·奥斯德尔写道：因为即使在科学界，测谎仪也未能被“普遍接受”。这一被称为“弗莱标准”的判决，从此将测谎仪拒绝在了法庭的大门之外。

 

2002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对测谎仪开展了一项大规模的评估工作。科学院最后得出的结论认为该仪器的测试结果缺乏一致性。因此在招募国家安全工作人员时，不能将其作为选拔手段之一。该仪器检测出的生理反应可能由很多其他与说谎无关的因素导致，比如仅仅是由于紧张。

 

明尼苏达大学法律与心理学系教授威廉姆·依安科诺说：“现在有很多人支持使用测谎仪，他们的理由是：如果政府一年使用十万次测谎仪，那么测试结果就不会错的太离谱。某些时候，罪犯没能通过测试，最终招供。这样的结果的使得支持者对测谎仪的可靠性深信不疑。但是如果一个有罪的人通过了测试，他不可能在出门前又转身坦白说：‘没错，这是我干的。’支持者们从来不觉得测试会出现错误，所以他们认为测谎仪也是万无一失的。”

 

马斯顿创作的漫画人物“神女奇侠”

 

后来，马斯顿本人比他发明的测谎仪还要有名，他创作的漫画人物“神奇女侠”继续让他名扬四方。

 

罪感信息测试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现代测谎方法研究出现了新的转机。明尼苏达大学的心理学家大卫·里肯将测谎仪中的审问与他的罪感信息测试结合到了一起。

 

典型的测谎问题就是问嫌疑人是否犯下某项罪行。罪感信息测试将问题设定为与犯罪者高度相关的信息。举例来说，你从一位穿着鲜绿色衣服的女士身上偷走了她的钱包。测谎仪审问者可能会问：“你偷了那件衣服了么？”心理素质较强的说谎者可能会控制自己的反应并通过检测。而里肯会问这样两个问题：“你见过一件鲜绿色外衣么？”和“你见过一件蓝色外衣么？”不管你怎样回答，仅仅提到与罪行相关的信息，你的生理反应便会产生可察觉的信号。

 

1959年，里肯首次发表研究探讨这种方法的使用效果。他让50多个测试对象参与一或两项模拟犯罪行为，而其他人一项也不参与。随后他要求每人都进行罪感信息测试。根据测试得出的生理反应情况，里肯对辨别测试对象的正确率是90%，他将此研究结果发表在了《应用心理学》上。

 

其中一个测试对象恰巧是一位曾参与反苏活动的匈牙利人，他利用骗术两次从克格勃的审讯中全身而退。而经过30分钟的问讯，里肯就能确定他曾参与了哪两项模拟犯罪行为。

 

P300脑电波测试

 

 

1983年的某天，西北大学彼特·罗森菲尔德的心理学实验室里的电话响了。来电声称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他想了解罗森菲尔德是否有兴趣参与中情局的最新测谎研究项目。

 

罗森菲尔德惊呆了。中央情报局是怎么知道他计划开始研究测谎技术的？他只对一名他信任的同事和自己的母亲提过此事。后来搞明白是这名特工同时打给若干研究人员，希望能吸引一人来指导该研究项目。罗森菲尔德回绝了邀请，但同时向其推荐了一名他很欣赏的研究生。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在埃文斯顿北校区的树林里，就总有穿着西服的高大身影不断出现。

 

最终，中情局决定雇用这名研究生。作为员工录用的标准程序，她在飞抵华盛顿后，接受了测谎仪测试。但当她的丈夫和孩子准备开始新生活的时候，她却未能通过一项有关她性取向的测试问题而失去了这个工作。罗森菲尔德说：“这只是测谎仪判断失误的简单例子，但是中情局应该感到欣慰而不是遗憾。基于这一点来讲，我们需要依据科学的理论来开发（测谎仪器）。”

 

罗森菲尔德设计了一种将里肯的罪感信息测试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人员萨缪尔·萨顿进行的脑电波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上世纪六十年代，萨顿研究发现，人眼在看到一个物体时，大脑会在300毫秒后激发一系列活动。罗森菲尔德的理论基础很简单：如果被窃女士穿的是绿色外衣，那么行窃者会将这件衣服的影像储存在大脑中，而当行窃者再次看到这个影像的时候，他的大脑就会做出某种反应。

 

这个想法背后的科学理论并不复杂。人类的大脑细胞能够发出有节奏的、上下起伏的电子信号。而这些信号又能够通过头皮进行记录，其形成的有顺序的波峰和波谷就是脑电波。P300就是脑电波的一种，在大脑识别一个物体后，P300脑电波会突然大幅下降。字母P代表“积极”（positive）一词，“300”指的是识别完成后大脑产生该脑电波所需的毫秒数。

 

1987年，罗森菲尔德对10名测试对象进行了P300脑电波测试。每一位测试对象都从一只装有九个贵重物品的盒子里“偷”一样物品出来。根据罗森菲尔德的预计，测试对象通过触摸这些物品，就与其形成了一种关联并将产生P300脑电波。随后测试对象将看着显示器上的物品名称逐一闪过。当显示名称不是自己所偷的物品时，测试对象的脑电波显示正常。但当显示名称与自己所偷物品吻合时，测试对象便形成了一个明显的P300脑电波。

 

这种方法对比传统的测谎仪，优势十分明显：检测过程不需要嫌疑人说话。事实上，P300脑电波测试甚至不是一种测谎方法。罗森菲尔德说：“你关注的是识别，而不是说谎。但是如果方法得当，该推论也是可以得到证实的。”

 

劳伦斯·法威尔的商用测谎方法——大脑指纹

 

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位名为劳伦斯·法威尔的科学家将罪感测试与P300脑电波测试技术融为一体，发明了新的商用测谎方法——大脑指纹。2000年，在衣阿华州一件谋杀案的上诉案件中，大脑指纹几乎获得了作为庭审证据的许可（一位地区法院法官驳回了该上诉，但是判定此项技术可以作为庭审依据。该州最高法院法官最终支持上诉，但是并未将大脑指纹的测试结果纳入庭审证据）。

 

但是基于P300脑电波测试原理的测谎方法存在一个缺陷，即调查人员必须竭尽全力找出只有罪犯本人见过的惟一物品。用上面的例子来讲就是那件鲜绿色外衣。如果这件外衣在该案件中是惟一的，那么嫌疑人就会产生强烈的P300脑电波。但如果罪犯的妻子恰好也经常穿绿色外衣，那么罪犯的P300脑电波就会大幅衰减至正常值。

 

功能成像

 

 

 

科学家可以使用功能成像（通常被称为fMRI）对大脑活动进行实时监测。测试对象躺在一个平台上并在磁共振成像仪内转动，仪器每隔两秒钟扫描他们大脑中增强的神经活动。通过一面小镜子，他们可以看到仪器外部显示器上的提示信息并对做出反应。同时，在另一间屋子里，研究人员收集他们大脑活动的数据并进行统计分析。

 

2002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丹尼尔·朗勒本首次发表了基于功能成像的测谎方法研究，并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朗勒本将扑克牌中的梅花五分发给不同的测试对象，随后将他们推进功能成像仪接受扫描。他要求测试对象否认自己拿到牌，并说如果谁能骗过这台机器，他就给谁二十美元。对这些接受测试的本科生来说，这可是个不小的诱惑。

 

 

 

在测试过程中，测试对象通过按键表示他们是否拿有屏幕上所显示的扑克牌。总体来说，当测试对象否认拿有其他牌时，他们的回答都是属实的。只有在否认是否拿有梅花五这张牌时，测试结果表明他们说谎了。

 

朗勒本将测试对象在说真话和说谎话时的大脑活动进行了对比，发现人在说谎时大脑更加活跃。这表明说真话应该是人类本能的认知模式，而说谎则需要更多的脑部活动。

 

但是基于功能成像的测谎方法也存在一些重大缺陷。持反对意见者就指出，功能成像的测试结果只是受测群体的平均值，而不是针对某个受测个体。因此在刑事犯罪案件的判决中，这一缺陷将导致严重的问题。

 

2005年秋，朗勒本又有了令人振奋的新发现，功能成像方法也可以运用于个体测谎。在改进了之前的测试方法后，朗勒本称检测个体谎言的正确率已经能达到78%。这一结果首次证明了功能成像方法也能通过单独提问进行个体测谎。只是这78%的准确率，虽然看似不错，但离万无一失的高标准还差得很远。

 

奇才

 

加州北部，深夜。毛瑞·奥沙利文一边开着车，一边听着烟酒枪械管理局前探员吉·纽波利讲他的朋友是怎么背叛他的。此事似乎对纽波利伤害很大，而且他逢人就爱讲这件事。奥沙利文后来回忆说。然而就在纽波利讲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让奥沙利文赶快靠边停车，因为他看到一个人摔倒在了停在街对面的车后。

 

奥沙利文说：“这种近乎超自然的感官能力使得纽波利能够成为测谎的‘奇才’”。这个称谓是她与旧金山大学的同事保罗·艾克曼一起想出来的。奇才可谓是万里挑一：在三十年的实验过程中，研究人员只发现了不到50名奇才。这些人都曾在由艾克曼和奥沙利文所开发的谎言测验中得到了很高的分数。

 

奥沙利文说：“这些人都是超级天才，他们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敏锐观察力。”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艾克曼和奥沙利文就开始对能够精准识别谎言的人进行实验。他们最终确定了一套三组的测验。第一个测验是辨别有关情绪的谎言。这一测验中，备选奇才们将观看一部录像，其中有十位女性表述自己当时的情绪，但只有五个人是在讲真话。

 

第二个测验是十位男性各自表达他们的一个观点。第三个测验是十位男性争论是谁偷了钱。同样，这两个测验中也各只有五个人在讲真话。

 

一个人要想成为奇才，他必须在情绪测试中正确辨别九个人，在之后的两个测试中，每个测试至少正确辨别八个人。从2003年起，共有一万多人参与了该测试，而研究人员只发现了29个奇才。最近，奥沙利文说，现在已经大概有50个了。

 

奥沙利文说，很多奇才都服务于国家安全情报部门。从茫茫人海中挑出异类的工作更加磨砺了他们敏锐的观察力。普通人看测试录像时，会很快做出判断。但是奇才们会在全部看完之后，通过分析语调变化、措辞表达和目光焦点再做出最后的判断。临床医师在这些测试中的得分也很高。

 

德克萨斯基督教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查理·邦德对此提出质疑。他认为这些奇才只不过是统计数据中的离群值——对几千人进行同一测试所得到的特殊结果。

 

邦德说：“他们拿出在大量测试者中有少数人表现优异的事实，来证明这些人的确拥有特殊能力。其实这个道理就像很多人都买彩票，但是总有人会中大奖一样。”该观点最近发表在了《法律与人类行为》的网络版上。

 

在政府和法律部门开始征求这些奇才们的意见之前，邦德希望有外部机构对他们进行附加测试，以确保结果真实有效。奥沙利文说这项工作现在正在开展。

 

即使算上这些附加测试，其结果仍不能算万无一失。据奥沙利文所说，直到今天也没人能在这三个测试中拿到满分。